李婷刚满12岁，脸蛋清秀，脖子上挂着一条红色项链，正值爱美的年纪，很注重形象。问诊时，李婷半低着头，不说话，却时不时踩到妈妈的脚。家人希望医生尽快安排她住院治疗。

齐俊慧是北京安定医院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主治医师，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见到李婷了。一周前，她妈妈第一次带她来这里，并告诉她，女儿从去年6月开始就一直宅在家里，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摔东西、跟家人吵架，甚至还会自残。

“抑郁状态”是齐俊慧对李婷最初的诊断。上次她曾建议李婷住院治疗，但母亲不同意。这一次，李婷的跳楼想法让她改变了主意。

齐俊慧立即联系同事，为婷婷安排了医院号，但说不准要等多久。安定医院儿科普通病房有80多张床位，常年爆满。住院患者中，近一半是10-16岁的儿童，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2021年5月，《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杂志发表了我国首份关于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患病率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该调查于2012年底启动，选取了北京、辽宁、江苏、湖南、四川等5个省（市）约7.4万名儿童青少年作为样本。

调查结果显示，6—16岁在校学生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总体患病率为17.5%，其中抑郁症占3.2%，焦虑症占4.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首席专家、主任医师郑毅是本次调查的带头人。“按照我国在校学生的数量来算，这个数字已经非常庞大了，而我们调查选取的对象都是在校学生，并没有包括那些因为各种原因不能上学的孩子。如果把他们也算进去，患病率会更高。”郑毅说。

他认为，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单靠医生无法解决，需要家庭、学校、医生、社会的共同努力。

青少年：“我满脑子都是悲伤的感觉”

当李婷准备住院的时候，陈睿已经在这里住了18天了。

她坐在阳台的椅子上说，她想治好病，但又不想治好病。严格地说，她不敢治好病。“我的病，主要是家庭原因。”她说。

陈睿坐在阳台的椅子上说，她希望病能治好，但又不是真的想治好（图片由受访者提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陈睿今年14岁，来自北京。她觉得父母“很传统”：父亲脾气暴躁，喜欢说教，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说话经常带着命令的语气。母亲对她的教育很严格，从小就把她送进各种补习班。她连周末都没有空闲时间，不想去也得去。

家庭环境让她心情低落。陈睿觉得自己在三四年级的时候，心理就开始出现问题。那时候，她已经在班里名列前茅，但妈妈还是会吓唬她说“小学不好好学习，就考不上高中”。“她希望我能稳稳地拿年级第一，我以为不可能，但她真的希望如此。”

导火索是初中毕业后，相恋多年的好友与她分手，有同学散播她的闲话，她与同学的关系变得紧张，甚至想要“避开这些同学”。后来，她的情绪问题越来越严重，有时情绪烦躁、焦躁不安，有时会突然感到痛苦和悲伤。有两次，她在课堂上控制不住眼泪。“一点征兆都没有，只是心里有种难过的感觉。”

她的身体开始出现异常：有时思维混乱，听不到外界的声音；有时醒来后，看到的东西扭曲，半小时后又恢复正常。她经常呕吐，频繁的时候，每坐一站地铁她都要下车呕吐一次。她后来才知道，这是抑郁症的躯体症状。

自然，她的学习成绩也下降了，上课很难集中注意力，能看懂黑板上的字，但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记忆力也变得很差，中午吃了午饭，下午吃了什么就忘了。她甚至开始有自杀的念头，会想拿水果刀捅自己，但又不敢，因为她舍不得把猫留在家里，希望有人突然在街上捅她。

她告诉妈妈，自己可能是得了抑郁症，但妈妈并不相信，因为她对照过初中课本上关于“青春期行为”的内容，认为自己刚好符合抑郁症的标准。直到她为了清醒，用刀割腕、用头撞墙，妈妈才带她去看医生。

“孩子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大多数家长见到何帆时，都会直接或间接问她的问题。何帆是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主任医师，在做完详细的检查和讲解后，她会温和但严肃地告诉家长：因为他有病！

何帆介绍，抑郁症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疾病，就像人可能会骨折一样，并不像很多家长想象的那样：孩子青春期变傻、不听话、懒惰，或者过于叛逆。

她表示，其实青少年叛逆可能会导致一些情绪问题和反对，但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不会导致自残、自杀、丧失社交、上学等社会功能。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患病率与成年人相差无几，这是国际共识。

齐俊辉说，对于青少年来说，12岁是一个分水岭，这个年龄他们要面对从小学到初中的升学考试压力，进入初中之后又要面临适应新环境、处理新的人际关系、学业压力等，如果不能很好地应对这些压力，就可能出现心理问题。另外，从生理角度来说，12岁也是青春期的开始，是身体内激素水平剧烈变化的时期，他们外表越来越像成年人，但心理成熟度还不足以应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家长：“孩子怎么会生病呢？”

张烨的头在微微晃动，她能感觉到，但是她控制不住。

女儿赵悦生病后，她压力很大，去年年底就感觉身体不对劲，总想哭，医生说她得了抑郁症、焦虑症。

今年3月，赵粤住院，这是她一年来第三次住院，第一次住院时，她刚满14岁。张叶36岁才当妈妈，她坦言，自己从小就宠爱孩子，对孩子期望很高，但不会像一些城市家长那样过分要求孩子。

“我感觉自己陪孩子的时间很多，我和爸爸一直都是尽可能全心全意的陪在她身边。在她生病之前，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忽视过她的感受，也没有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亏待过她。”张叶说，但女儿生病之后，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表面的”。

赵悦是个好学生，小学升初中时考上了当地一所重点中学，但变化也随之而来。张叶回忆，那时小悦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但她和丈夫没有及时关注孩子的变化，对小悦的“管控”和“约束”还是很多，“主要是在电子产品上，方法不对，比较粗暴。”

暑假期间，赵悦的情绪开始明显低落，不愿意和同学接触，不愿意学习，还有自残的行为，张晔感觉到不对劲，就带着孩子去看心理医生。

在当地一家精神病医院的定点咨询中心，咨询师表示，赵悦只是青春期常见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她认为既然是青春期的问题，可以慢慢调整，于是先让女儿去做了心理咨询，但发现没什么用。后来，赵悦说，她无法向陌生人敞开心扉。

赵粤上初二的时候，开始变得脾气暴躁，学习兴趣减退，注意力和记忆力严重下降，患有失眠症，昼夜习惯颠倒。

“回想起来，当时她已经病了。”张叶说，去年3月，赵悦在安定医院被初步诊断为“抑郁症、焦虑症、躁郁症”，需要住院治疗。但她和女儿当时心情十分焦虑，对住院治疗颇为反感，住院一个半月后便出院。她坦言，从现在来看，赵悦当时并不符合出院条件。

安定医院儿科病房的院子里，孩子们在这里玩耍嬉闹（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

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主任医师陈旭与张野是老熟人，她回忆说，当时，张野和很多家长一样，对疾病本身和孩子的情况存在很多误解，与医生发生过多次争吵。

张叶坦言，一开始她和丈夫都无法接受，“小孩怎么会生病呢？”

他们曾自责，认为自己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做了很多错事，甚至觉得自己毁了孩子。“看到别的孩子开开心心地上学，不管学习怎么样，至少身体是健康的。但看到自己的孩子，总觉得他们受了太多苦，身体上、精神上都是。”

“父母要学会接受孩子，只有接受孩子，先改变自己，孩子才会改变，而不是单纯的治疗，要求孩子改变。”她说。

家长从“接受孩子”到“改变自己”并不容易。安定医院院长、抑郁症治疗中心主任王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有些家长有一种奇怪的心态，好像这个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只是被医生“调教”出来的，只要不看医生，就可以装作没有得这个病。有的家长来找他，不是想给孩子治病，而是希望他宣称孩子没病，这样就可以告诉孩子，专家说你没病，你要好好学习，不要胡思乱想。这种心态的本质，是家长担心孩子如果被确诊为精神病，会被扣上帽子，他们感受到社会对抑郁症的污名化，从而导致了对这种疾病的羞耻感。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家长对孩子生病的羞耻感比孩子还要强烈。”齐俊慧在问诊中发现，患病孩子的家长分两种，一种是知道孩子问题的严重性，愿意配合医生治疗；另一种就是来“拖后腿”的，家长来后就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觉得没事，他就是玩手机太多了，所以才来的……”总之，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证明孩子没病。

何帆曾治疗过一对母女，女孩十三四岁，被诊断患有抑郁症，确诊前，女孩已在其他综合医院耽搁了至少2年，躯体化症状非常严重，无法上学，但她母亲以为她已在各科室检查过，没有问题，就一直逼着她上学。

得知诊断结果后，母亲完全无法接受，其强烈的反应让何帆感到吃惊。“很少看到家长反应这么强烈。”何帆说，看到孩子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的病史，看到母亲的反应，自己特别心疼孩子。

后来她再也没有见过这对母女。

医生：“出院往往是治疗的开始”

“儿科病房每个月都有十几个孩子在不符合出院条件的情况下被家长提前让出院，医生们尽力劝说每个家长继续治疗，但都无济于事。”陈旭说，还有很多家长不听从医嘱，自行停止给孩子用药、改变剂量、让孩子出院。

齐俊慧就曾多次与这样的家长打交道。她记得，自己所在的科室曾有一个孩子是“老病人”，但她只见过孩子一次，之后都是她的爷爷来给她开药。她猜想那位老人应该是位高级知识分子，因为每次他都会带来很多资料，指导她怎么用药。

“每次我要求见孩子，他就说孩子在学校忙，不让你说话，只表达自己的判断，然后让你承认他的判断是正确的。”齐俊辉说。

作为医生，她需要反复向家长强调，精神科医生的面对面问诊无可替代，一定要带孩子一起去。何帆说，所有精神疾病都是临床诊断，这意味着诊断的准确性更多地取决于医生的经验和专业性，其中主要通过与患者直接交谈的方式进行的精神科检查尤为重要。

3月29日是安定医院儿科病房家长开放日，当天，家长们可以探望孩子、看望病房，但最重要的还是座谈会，医院希望通过座谈会增进与家长的沟通。

家长座谈会上，师道明与家长分享自己的教育理念（中央电视台 张胜坡 摄）

这天，陈睿的妈妈来了。她在座谈会上讲了自己女儿因为买不到演唱会票而突然崩溃的故事。之后，她提出了很多家长都会有的一个疑问：孩子生病后，家长该如何与孩子相处，如何在孩子面前坚守自己的教育原则？

参加活动的心理治疗师田老师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孩子告诉她，从她生病以来，家人无条件满足了她的所有要求。“当他们满足我的要求时，我愣住了。我的要求明明是错的，他们为什么同意？他们就没有脑子吗？我做错了，他们还说我是对的。他们难道没有基本的是非观吗？”孩子说，她其实知道为什么，因为家人认为她生病了。

田老师想通过这个案例告诉家长，孩子由于年龄的原因，有时候会产生“病从口出”的心理，这也考验家长养育孩子的智慧，家长在“生命安全第一，将伤害降到最低”的原则下，要坚守基本的底线。

石道明是一位中级心理治疗师，也是本次论坛的主持人，他建议家长面对孩子要保持基本的是非判断，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可以买，什么超过一定数额就不能买。

“这些底线必须传达给孩子，在保证他们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必须坚守底线，全家人必须对这个底线达成一致，否则就没有效果。”师道明说，或许每个家长都希望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但事实上没有，因为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孩子的状况也在不断变化。家长在与孩子的互动中，要像跷跷板一样，达到动态的平衡。

多位医生表示，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障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糖尿病、高血压一样，是一种慢性病，患者除了长期服药外，还需要改善生活方式、调整心态，因此家庭护理至关重要。

“出院，并不意味着治疗的结束，可能只是开始。孩子出院后，一个家庭的路还很长。”这是师道明常对家长说的话。

陈旭表示，家长需要正视抑郁症，既不能低估，也不能恐慌。不能低估，因为50%以上的精神疾病都是在青少年时期首次发生，而不必恐慌，因为这个时期往往处于疾病的早期阶段。早期识别、规范干预，可以防止疾病发生和转为慢性。只要给予充分治疗，病情稳定，所有孩子都有很大希望恢复健康状态。

专家：家长认知不足、有偏差

毕业后，陈旭一直从事儿科工作。十多年来，她亲眼见证了儿童情绪障碍患者数量的变化。她记得，2007年左右，儿科每月门诊量最多也就300人左右，年门诊量不到1万人次，20张床位就足够了。

“当时儿科患者呈现两极分化，一部分是多动症、抽动症等神经发育障碍患者，可以在门诊治疗，另一部分是重症患者，比如精神分裂症。”陈旭介绍，2018年，安定医院儿科年门诊量达六七万人次，床位从20张增加到57张，不到一周就爆满，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没有床位的情况。从那一年起，安定医院儿科患者数量开始激增，去年门诊量达10万人次，床位增加到80张，但依然一床难求。

“新增的患者中，虽然也有发育问题儿童，但50%以上是情绪问题儿童，包括抑郁症、焦虑症、躁郁症、儿童情绪障碍等疾病，”她说。

徐涛是北京某区级医院成人精神科医生，今年他到安定医院儿科病房进修学习。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亲朋好友向他咨询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囿于专业知识，很多问题他都无法解答。但随着问的人越来越多，他开始疑惑，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情绪问题？

多位儿童精神科医生表示，在医学界，抑郁症的病因尚不明确，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一种与生物因素、社会心理因素、环境因素等高度相关的精神疾病。生物因素与遗传因素关系更大，不受人类控制，理论上不会成为一个社会儿童青少年患抑郁症激增的主要因素。

郑毅表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最大原因是家庭关系出现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曾做过调查，家庭因素对人们心理健康的影响占70%，生物和遗传因素仅占15%-25%。

何帆觉得，近年来，与遗传因素高度相关的儿童疾病并没有明显增加，但与社会心理、家庭环境等高度相关的儿童疾病明显增加。“近年来，情绪问题儿童明显增多，其中焦虑、抑郁等问题比较突出。”

一位家长曾告诉郑毅，当他看到自己的孩子在玩耍时，他感到很紧张，因为其他人都在学习。

师道明认为，一些家长之所以对孩子有这么高的期望，是因为他们感受到社会上很大的竞争压力，这些压力自然会转嫁到孩子身上。

安定医院儿科病房内，一名女童的病床上摆放着课本、玩具、课外书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张胜坡 摄）

“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校对孩子的宽容度越来越低，出现‘课间十分钟不自由’的现象，频繁打电话、开家长会、课业负担加重……这些都会增加孩子的压力，而压力对人的影响是倒U型的。适当的压力可以促进孩子心理发育，但过度的压力就会起到相反的效果，这种压力在孩子的心理年龄得不到缓解，可能会引发各种情绪和行为问题。”何帆说。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总体患病率为17.5%，但实际上只有不到20%的青少年得到适当的诊断和治疗。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孩子得不到诊断和治疗？”郑毅说，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家长，一是缺乏认识，二是认识存在偏差，因为社会上对精神疾病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歧视和污名化。

何帆的观察是，相比孩子的心理健康，很多家长更关注孩子的功能，只要孩子能上学、能好好学习就万事大吉，只有孩子不能上学了，才会真正关注孩子的心理问题。其实，孩子出现抑郁症状、不能上学，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延误儿童青少年早期识别和诊断的主要原因。

医教协作是防治重要内容

郑毅在这个领域工作了40年，他回忆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儿童精神科医生很少受到重视，收入不如其他科室，很多大城市医院的儿童精神科开过又关过，又重新开过。即使在医疗系统内部，对儿童精神疾病也存在很多误解，他曾听过一位医疗系统的领导说：“小孩还有精神病吗？”

陈旭说，近年来，随着社会医疗需求的增加，不少省级精神病医院开始增设儿科、增加床位，儿科门诊、病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北方某省级医院建有400张床位的儿科病房，西南某地级市专科医院有200张儿科床位。

郑毅说，一些医院开设了儿童精神科，但没有医生，因此很多原先的儿童保健医生和成人精神科医生被调到儿童精神科开诊所，但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专业素质。他最近在一家自闭症治疗中心调研时发现，三分之二的孩子被误诊为自闭症。

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吴金兰教授团队2019年在《柳叶刀精神病学》上发表的文章显示，我国儿童精神科医生短缺，全国儿童精神科医生不足500人，分布极不均衡。很多医生当时表示这个估计绰绰有余，但确切数字现在很难估计，主要是因为我国尚未建立独立的儿童精神科医生执业体系。即便是像郑毅、何帆这样的人，行医资格证上也只写着“精神科医生”。

“没有标准，就会出现混乱。”因此，郑毅一直呼吁，尽快建立儿童精神科医生认证制度。

齐俊晖与同事讨论治疗方案（中央电视台张胜坡摄）

在郑毅看来，和很多疾病一样，早筛查、早治疗是防治的关键，儿童精神疾病也不例外。其中，医教协作应是防治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这从国家历年制定的诸多政策法规中就能体现出来，比如2019年12个部门联合印发《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计划（2019-2022年）》，提出到2022年底，基本建立有利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社会环境，形成学校、社区、家庭、媒体、医疗卫生机构等多方位融合的心理健康服务模式；2021年6月修改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建立未成年人心理问题早期发现、及时干预机制； 2023年，教育部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提出“健康教育、监测预警、咨询服务、干预处置四位一体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的工作目标更加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和相关部门协同联动的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格局更加完善。

郑毅一直认为，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防治需要医院、学校、家庭、社会的共同参与。在亚洲教育论坛上，他指出，要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让学校心理服务平台、社区心理服务平台、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成长咨询中心、社会化心理健康服务机构、儿童专科医院等多方参与、相互支持，构建起一张强有力的防护网。

“事实上，医院可以发挥非常好的衔接作用。”郑毅说。

郑毅坦言，以前精神科医生在学校里并不是很受欢迎。近年来，随着国家一些政策的出台，学校对精神科医生的态度有所改善，一些学校甚至聘请精神科医生担任兼职副校长。但现在的问题是，学校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还比较简单。

“文件已经下发，学校要认真对待。但一些学校领导对精神科医生并没有真正从内心深处接受，往往表面上尊重，但对精神疾病本身的歧视和恐惧还是根深蒂固，没有具体的深入合作意愿和方法。”他说。

一位儿童精神科医生说，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他们想做很多事情，但是他们想做的越多，他们越沮丧，我们想进行一些早期筛查，以确定高风险的孩子并提前进行干预以减少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但学校的界限很大，我们的脑子与我们的界限很重要，并且是一个问题。例如，当多个部门合作，谁与谁进行协调时，有许多困难。”

在他的看来，很少有学校校长愿意筛选出抑郁症和精神障碍的学生的比例。

“如果真的发现了结果，谁会告诉父母？如何进行后续干预？我们怎么能说孩子处于高风险状态并需要注意的是？我必须承担最终的解释责任。我的国家的传统是“自从远古时代，我的医生都不敲门”。

Zheng Yi说，医学教育的合作应该是一个整体合作，应如何分裂功能部门的职责和权力，如何动员医生的热情，以及如何在早期筛查期间找到问题后的儿童，这一切都应该在机构上依靠，而不是在机构上宣传。 。

（本文中，李丁，陈·鲁，张Ye，Zhao Yue和Xu Tao都是假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