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刚过，郝洁（化名）准时出现在家附近的社区医疗服务站，身穿白大褂，成为附近居民口中的“郝小医生”。但郝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医生”，甚至在透露康复治疗师身份时也缺乏底气——走出象牙塔后，现实中的门槛让她尚未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定位。

“为什么运动领域的康复教育和医疗领域的康复教育不能融合？要么毕业就失业，要么找到工作的人总是提心吊胆，担心连治疗师的资格都被无理剥夺。”看到学姐在朋友圈说的话，郝洁只觉得“再赞同不过了”。

跨不过门槛很痛苦

去年6月，郝洁从国内某知名体育院校运动康复与健康专业毕业后，原本想“进医院当康复治疗师”。然而，毕业前三个月，她投递到家乡医院的简历被退回。医院给她的建议是：“你不是医学院出身，将来能不能拿到资格证和职称也不一定，你还是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职业方向吧。”

郝洁的很多同学都听说过这个消息。据她估计，班上一百多个学生中，大约有三成还在为考研而努力，剩下的要么考研，要么彻底转行，“做不局限于专业的工作”。

可供选择的几条路径是，专业运动队很容易饱和，而私人康复诊所集中在大城市，良莠不齐。因此，在郝洁的家乡——西北省份的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地级市，医院是她和家人最理想的选择。

“我感觉我们每天都被孤立、被拒之门外。”

在经历了求职阶段连笔试都考不上的痛苦后，郝洁终于看到了一线希望。由于上司了解她的专业，加上基层人才紧缺，她获得了在社区医疗服务站工作的机会。但下一个难关很快到来：对于郝洁来说，如果想成为一名正宗的康复治疗师，她还需要参加国家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这项考试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卫生部联合主办，决定“郝洁”们是否能持证上岗。

经过一个多月的忙碌，买书、复习、网上报名，郝杰终于在1月17日到了考前现场确认，老师举着她的毕业证说：“你是体育学院毕业的，不能参加考试。”

这句话让郝杰哑口无言：“我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好不容易毕业，难道就一句话，我就不能继续读我的专业了？”

苦苦挣扎无果后，郝杰听同学说，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仍然可以参加考试，但标准比几年前“严格”了。一位在北京参加考试的同学说，在确认是否符合考试资格时，有人直截了当地问：“你体育学院有这个专业吗？学了什么课？把成绩单给我看看。”

“现在越来越多地区限制运动康复专业的学生参加康复治疗师资格考试，比如江苏、浙江、广东、四川等地，有的往届毕业生甚至考了初级康复治疗师证，却不允许参加中级康复治疗师资格考试。”

上海体育学院运动康复系主任王琳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表示，随着我国面临的健康问题日益严峻，现在各大高校都在推进相关专业的建设，运动康复是热门选择。因此报考康复治疗师资格的学生越来越多，“人才筛选方式也容易走向简单粗暴。”

王林表示，目前国家层面尚无行政文件限制体育院校相关专业学生报考康复治疗师资格，但部分地方医务人员对专业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目标认识不深，在体育与医学之间筑起了严格的壁垒。

这个过程，陆杰明也经历过。2013年，作为郝杰的学长，陆杰明毕业后得到了医院的工作机会，但他选择继续深造，于是回到家乡读了相关专业的硕士。“我觉得有硕士学历找工作应该比较容易。”

于是，去年硕士毕业后，他向当地一家医院投了简历，却在资格网上审核阶段被拒绝，理由是“非医学院校毕业生不能应聘”。屡遭拒绝后，陆杰明选择了一份与自己原来专业毫无关系的行政工作，这让27岁的他很无奈。“没想到再读几年，就转行了。”

跨过门槛是无助的

2010年毕业的宋艳萍在郝洁眼中是“幸运的”，她顺利回到家乡，通过了考试，留在了当地的中医院。但宋艳萍觉得，事情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好。

宋艳萍的老家是西南某地级市，她刚毕业时，全家人都希望她能进医院工作，“有面子”。

但真正开始工作后，她发现本科期间所学的东西很难用上，相反还要补习很多临床医学方面的知识。而且，这种难受的感觉在同学中很普遍。“入门的机会主要有按摩、理疗等，很多同学觉得在医院的康复科无法发挥自己的专业价值，就放弃了。”宋艳萍说，班里大概有80个人，现在在医疗机构工作的不到15人。

她只能一边研究专业相关的课题，一边弥补临床医学方面的知识，然而结果出来后，宋艳萍却发现自己所擅长的运动因素在同事们那充满中医气息的著作中显得格格不入。

“没人注意到。”

此外，医疗体制的限制也蔓延到了宋艳萍的职业道路上。职称考试也缩小了准入门槛，职业规划的天花板下沉，这位新晋妈妈感到前所未有的局促，有时甚至觉得“去健身房当私人教练，或者给大众马拉松运动员做运动指导，需要的专业知识比我现在还要多。”宋艳萍开始怀疑，医疗体制是否真的是自己最好的选择。

孙杨是宋彦平班上1/15名留在医疗系统的学生之一。

对于宋艳萍的疑问，她觉得医疗体制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所学的知识无法充分发挥，除了自身的问题，也有我国现行医疗体制内部的原因。“其实，当前临床康复领域对于主动康复的认知度、范围、科学性和规范性是值得关注的。重视程度的不足，也与临床康复人员对主动康复的认识不足有关。”

没有运动因素，就不是真正的康复，临床疗效大打折扣。博士毕业后进入医学体系，孙杨觉得，让更多懂运动科学的人进入医学界，或许不是一件坏事。“如果医学界能提供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发展空间，那么体育和医学就会更好地融合。”

在昆明医科大学康复学院教授敖丽娟看来，“康复治疗师是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现行的人事制度下，体育院校运动康复专业学生面临的现状确实难以突破。”

她表示，除了医疗机构尽力打破只招医务人员的误区外，运动康复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也应调整。“相较于医学院校的康复治疗专业，我国体育院校的运动康复专业设立较早，但因为过去大健康产业发展不顺利，前几批毕业生都去了医院，这就让人误以为运动康复专业的学生就应该去医院。甚至一些体育院校的培养方向也进行了纠正。”

“大健康产业”是救命稻草吗？

敖丽娟在工作中接触了不少来自体育院校的学生，除了肯定他们的专业能力，她也为他们的选择担忧。“运动康复专业的学生毕业后，更适合去综合医院的心脏康复中心当物理治疗师或者运动专家。”

她坦言，未来昆明医科大学也将设立运动康复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将主要在大健康产业中的健康管理中心、运动队、运动康复中心、运动医学诊所、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等，而不是大型综合医院。

大健康产业中有很多行业可以接受运动康复专业的学生，​​虽然目前市场还不成熟，但如果国家能有这方面的支持政策，未来这种运动与医学相结合的健康管理中心的数量可能会超过医院。“这个专业应该通过市场引导来发展，如果有一批运动康复专业的毕业生，学校能教他们如何在大健康产业提供服务，他们很可能成为佼佼者。”

不过，规划总是需要时间的，王琳注意到，与学生专业契合度较高的运动伤害防护师，目前还处于职业确立阶段，尚无考核标准。

目前，由于国内体育产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体育科学体系学生的就业选择空间有限，因此“医院仍是毕业生能找到符合职业目标的岗位的唯一场所”。

对于像郝杰这样急于跨入医疗体系门槛的学生，王林建议他们先去行业壁垒相对较弱的地方考取专业资格，或者有经济能力的可以出国读一个物理治疗专业的学位，“这样或许可以增加进入医疗体系的砝码”。

要想抹平运动康复与医学康复之间的壁垒，或许需要依靠敖丽娟开出的“药方”：“应呼吁通过国家考试机制，建立与体育院校运动康复专业相对应的晋升制度，避免在医师职称晋升制度中走弯路，否则摆在他们面前的壁垒将长期存在。”